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中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最高奖项，在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以点带面的重要引领作用。2023年7月正式公布了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发强烈关注。与往届一样，本届成果奖是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指导下，由中国教育学会承担组织评审工作。如何做好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宣传、推广和应用，进而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为此我们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司长、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吕玉刚进行了专访。

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不能仅靠行政号召，而需构建一个以学生成长为中心、以专业机制为支撑、以生态优化为保障的系统性工程。以下是四个关键维度的思考：

一、 前提：锤炼成果，确保“值得推广”与“能够推广”

推广的前提是成果本身过硬且具备可迁移性。这要求我们在成果的培育与遴选阶段，就注入“推广基因”。

•   价值内核坚实： 成果必须经得起“三个关注”的检验（即是否真正促进学生发展、是否有扎实的专业过程、是否具备可迁移性）。其价值应体现在解决了真实、普遍的教学痛点，而非仅为展示性、表演性的“样板”。

•   模式提炼清晰： 优秀的实践需被提炼成可理解、可操作、可调整的“核心模型”或“关键策略”，剥离其对特定名师或极端资源的过度依赖，呈现其教育逻辑的本质。

•   证据链条完整： 成果应提供基于情境的、多维度的证据（不仅是成绩，更包括学生学习状态、能力提升、教师专业成长等），使其说服力建立在严谨的证据而非单纯的经验陈述之上。

二、 关键：创新机制，推动“精准转化”与“深度融合”

推广不是简单的“复制-粘贴”，而是复杂的“转化-生成”过程，需要精细化的专业支持机制。

•   分类推广，按需对接： 建立“成果资源库”，并对其进行分类、标引（如适用学段、学科、核心问题等），方便不同地区、学校按需“选种”，实现从“漫灌”到“滴灌”的转变。

•   专业“翻译”与伴导： 组织成果创造者、教研员、教育理论工作者形成“推广指导共同体”，帮助接受学校理解成果精髓，并协助其进行校本化改造，避免“水土不服”。推广过程应是持续的“专业伴导”，而非一次性“培训交付”。

•   创设融合实践场域： 通过设立“成果应用示范区”、组建“学校改进联盟”、开展“主题式跨校教研”等方式，为成果的落地提供真实的实践、反思与协作平台。

三、 保障：优化生态，激励“主动应用”与“协同共创”

良好的区域和学校生态是成果扎根生长的土壤。

•   改革评价导向： 将学校与教师主动学习、创造性应用优秀成果并取得实效的情况，纳入教育质量评价和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体系，从“要求应用”转向“激励应用”。

•   赋权增能于学校： 给予学校在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更大的自主权，鼓励校长和教师基于校情，大胆借鉴、整合、创新各类成果，形成“一校一案”的实践样态。

•   构建开放协作网络： 利用信息技术平台，打破时空界限，促进成果持有方与需求方、不同应用学校之间的常态化交流、资源共享与问题协商，形成持续进化的“成果应用生态圈”。

四、 旨归：聚焦发展，实现“质量提升”与“公平促进”

所有推广工作的最终评判标准，必须落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上。

•   以学生实际获得为标尺： 检验成果推广成效的核心，是看是否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，是否有效缩小了校际、区域间的教育差距。

•   推动教师群体专业崛起： 成果推广的过程，应成为广大教师深度参与、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、实现专业进阶的“第二研修学院”，从而整体提升教师队伍的育人能力。

•   贡献于教育治理现代化： 通过优秀教学成果的系统推广，探索出一条依靠专业力量、证据驱动、协同改进的教育质量提升路径，为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范例。

总结而言，大力推广优秀教学成果，本质上是将教育创新从“个体智慧”转化为“公共财富”，将“静默经验”激活为“流动资本”的战略过程。 它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“移植”，致力于深度的“转化”与“生成”。当每一颗优秀的“种子”都能在适宜的土壤中焕发生机，并与其他种子交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“森林”时，基础教育的高质量、均衡化发展才能真正从理想照进现实。

这是一项需要耐心、专业和协同的工程，其最终目的，正是让更多学生和教师，都能被优质教育的阳光所照耀。